华为终封神，友商皆自危，联想因何易招“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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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空间的可能性

摆放在任正非书桌上的，由法国人皮耶鲁齐写的《美国陷阱》一书，在被媒体曝光走红后不久，7月10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法国发起“301”调查，这是建交以来，美国第一次对传统盟友法国发起“301调查”，让欧洲哗然。

这让摊主想起了30年前的另一桩旧事，它扼杀了日本快速崛起的芯片研发势头。

为何科技研发强大的日本，没有造出自己的操作系统和CPU？

答案是源于美国的《301超级法案》——1989年，当联想的二号人物——倪光南在香港的狭小办公室里奋力研发联想自己的“286”电脑主板的时候，日本的科技行业迎来了历史转折点，日本计算机科研被美国阻挠，迅速从计算机科学的制高点跌落。

1984年，东京大学的助教坂村健，在东京的一场微电脑应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对世人宣读了“TRON”系统。当时有来自全球的150多位专家，共同见证了日本“TRON”系统的未来可能性。这个类似于后来Linux的开源操作系统，引起了科技界的欢呼，并迅速成为包括IBM在内的世界众多电子设备用来研发的操作系统。

遗憾的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以（存储）芯片和TRON为代表的计算机行业巨大贸易顺差，让美国大为惊慌。终于，在1985年被迫签订广场协议的4年之后，将卫星、芯片、TRON等高科技产品，统统列入臭名昭著的贸易保护法案——《301超级法案》。

其实，那时候的计算机操作系统还远未被微软一统江湖，而是多家争鸣。作为开源系统，TRON有着天然的优势，特别是可以运行在各种微型芯片之中，这让全世界的电子产品制作商趋之若鹜。NEC基于TRON研发的个人电脑于1987年诞生，连IBM都加入了TRON联盟。

后来，即使是被迫成为不了计算机系统，但TRON仍广泛应用于数码相机、汽车等各种终端设备之中，坂村健也因此被称为“物联网之父”。

系统禁令加之对日本芯片征收高额关税，从1985年开始，计算机科技的天平，从美日旗鼓相当开始彻底向美国偏移，而在此之前，与电脑有关的系统和硬件，大部分优势都在日本这边。

(从1985年到2012年，日本的芯片市场份额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日本在计算机领域的光辉，从此之后黯淡了下去，1989年之前二十年所积累的科技研发成果，部分被美国买走，部分被转移到了韩国。待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日本则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孙正义也只能靠撒钱来参与巨头的游戏。

看日本要造芯片和操作系统了，美国就扶植韩国；看韩国的科技研发也起来了，美国就扶植台湾。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只不过特朗普政府做的毫不掩饰而已。

不禁要问：日本科技企业做不到的“技工贸”，为何要求艰难求生的联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北大方正的纠结转型与尴尬结局

若比起知名度，倪光南院士显然要比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院士要差一截。北大方正早期的科技含量，也高于联想。

(王选院士和方正集团，曾让中国人跑步进入电子信息时代)

王选院士是为国家、为民族立下赫赫功勋的科技英雄。不过，王选院士不会想到，在他身后，他亲手创办的北大方正集团会逐渐脱离科技轨道；他更不会想到，方正集团逐渐成为了私人囊中物，并且制造了让资本市场哗然的管理层窝案——从郑州航院系的李友等江湖枭雄，到原北京大学校办产业委员会负责人、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悉数逮捕。

方正集团沦落到如此下场，有很多内外的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方正诞生以来，一直有两个核心——技术核心王选院士与经营核心张玉峰，集团内部“技工贸”派和“贸工技”派斗的不可开交。

最终王张二人两败俱伤，渔翁得利。1999年11月，方正集团宣布调整人事，原董事长张玉峰和方正研究院院长王选均从集团董事会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出任集团董事长。“硕鼠”魏新也是此时加入的方正，于是，就有了2015年让资本市场瞠目结舌的方正案发一幕。

2017年9月，国家审计署对北京大学出具的审计意见提出：方正集团改制涉嫌审计报告造假和资产低评等问题，要求北京大学应认真自查校办企业改制和股权转让中存在的违反程序、低评净资产、‘自买自卖’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时挽回学校损失，切实维护国有利益。

科技神话不在，结局一地鸡毛。

反观联想，在1994年香港上市之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当年的联想集权让倪光南院士愤愤不平至今，但至少，联想这家公司保住了，没有陷入方正集团那样的“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陷阱，后来还收购了X86与IBM部分业务，科技大旗至今不倒。

不禁要问：背靠北大的方正集团没有做到的“技工贸”，为何要求如履薄冰的联想和其他公司一定要做到？

 被寄予最高希望的中国芯

——中芯国际的多舛命运

在正式发布3年之后，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发明的“汉芯”造假，东窗事发。这给新世纪之初中国大陆的造芯大潮，泼了一大盆凉水。

其实，在学院派之外，中国大陆在新世纪初前十年的造芯潮，可谓浩浩汤汤。特别是在前中央政治局常委、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亲自主持的808、809国家科技工程的背景下，拥有几十年人才积累的上海滩，更是风云际会，气势非凡。然而，十年之后看，不管是上海贝岭、上海华虹，都失败了。

其实，在华为“麒麟”出世之前，中国人“造芯”的最高潮发生在中芯国际身上。而最引人唏嘘的，也是规模最大、资源最多、人才最齐备的中芯国际的命运多舛。

(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

背负父子两代人家国情节，德州仪器工程师出身的张汝京，在2000年北上大陆，创办中芯国际。有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有上海芯片产业的奠基人江上舟的鼎力相助，还有上海国资、风险投资和外资的加持，甚至有中国大唐的入资，此外还有像谢志峰这样的曾获“英特尔最高成就奖”的海归的做左膀右臂，中芯国际的造芯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俱齐，被庙堂和江湖寄予了历史性期盼。

然而，在台积电的知识产权大棒不断之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巴统”、“瓦森纳协定”技术封锁之中，集建国后最雄厚“造芯”资源于一身的中芯国际，同样举步维艰，后来导致股东内部分裂。

在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被迫离开中芯国际的两年之后，2011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归、中国人“造芯梦”的中流砥柱——中芯国际前董事长江上舟突然离世，让这次“造芯”高潮迅速降温。

谢志峰在南京世界半导体大会上演讲，自豪地称中芯国际是“中国第一大芯片制造公司”

《上海滩造芯往事》一文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