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VC/PE科技投资看什么？

2020年8月12-13日，由清科集团、投资界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在上海隆重举行。现场汇集国内FOFs、政府引导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家族基金、保险机构、银行资本、VC/PE机构、上市公司等150+LP和万亿级可投资本，共探新经济下的股权投资之路。

在下午第七专场中，杭州市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恺秉、海松资本创始人兼CEO和管理合伙人陈立光、容亿投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黄金平、和利资本创始及管理合伙人孔令国、沸点资本创始合伙人涂鸿川、东证资本董事总经理杨焱程、北极光创投董事总经理张朋、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副总裁张小娟围绕“市场调整期，科技投资走向”展开一场多层次、多维度的讨论。

周恺秉：各位嘉宾下午好！非常荣幸跟大家分享市场调整期的科技投资走向。科技投资最接近所谓的创业投资，我想这个时间来谈这个事情可能比前几年更加有意义。让我们听听各位投资界的大佬来分享他们对科技投资的一些精彩的观点。首先请他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陈立光：谢谢周总，我是陈立光，来自海松资本。海松资本是一家成立约三年的深耕硬核科技投资的PE基金，我们主要关注TMT和医疗赛道，TMT领域主要看半导体、芯片、5G、网络安全、企业服务等，医疗领域主要看新药研发和创新医疗器械。我们上半年疫情投出了两亿美金，预计下半年对优质的硬科技项目再投两亿美金。

黄金平：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容亿投资的黄金平。我们机构重点布局上游芯片器件和下游行业应用，团队30个人都是理工科背景，其中14位之前在华为和中芯工作15年以上，具备丰富的产业经验，所以我们更像一家科技创业公司。

做科技投资要深刻理解产业。我们整合了智能手机、汽车电子相关资源，把原先积累的资源和经验用经营的思维投资，帮助我们投资的企业更好发展，也希望与更多朋友建立连接。

孔令国：各位好，我是和利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孔令国。和利资本专注在半导体产业投资，主要应用在AI、智能硬件、5G及新能源汽车等市场。我们合伙人团队在半导体从业和投资经验均都超过20年，分别在IC设计、设计服务、晶圆制造上有成功的创业历史和丰沛的产业资源，提高半导体初创企业在产品定义及供应链附加值。

我来自中国台湾，在国内做了近20年半导体投资，所以在座如果没有听过我的，说明你们都很年轻。国内很多半导体中小企业需要供应链方面需求，而台湾本身的产业链优势能协助大陆发展，所以我可以能凭借我们两岸的人脉和资源协助国内半导体产业发展，希望各位能分享自己半导体产业链的观点。

涂鸿川：大家好，我是沸点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涂鸿川，1995年4月份进入VC高科技领域，有25年投资经验，前后在东京，硅谷，波士顿，上海，北京工作过，投资过奇虎360、六间房、途牛网、网康科技，还有前段时间刚刚科创板IPO的奇安信。

沸点资本关注注医疗机器人、网络安全、智能制造、产业+互联网等偏早期的科技项目。管理30亿规模的人民币和美元双币基金，合伙人团队在创业投资领域的经验加起来有55年，累计投资超过40亿人民币，历史基金回报超过100亿人民币。

杨焱程：大家好，我是东证资本的杨焱程，我们是东方证券旗下的专注股权投资的平台，除了PE投资还做境内境外并购交易。

张朋：大家好，我是北极光创投张朋。北极光创投成立于2005年，管理300多亿人民币资产，一共做过五期美元基金和三期人民币基金。2005年，我们做第一支基金时，做芯片还是件蛮挑战的事情。但随着国家这两年提出新基建，投资科技成为利好。我们投资围绕早期、科技进行投资，目前为止投资了芯片、底层存储、安全、中间件、企业软件、数据以及机器人、新材料等科技领域。

周恺秉：下面请张小娟总，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是一个母基金，你是我们台上唯一的女性。

张小娟：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的张小娟。我们是一家成立于2015年的政府引导基金，属于母子基金投资模式，成立五年时间已经和20多支子基金合作，主要投资新一代健康诊疗、智能汽车、高端装备、新材料等偏向中后期的科技和产业类领域。差不多60多个亿投资了一百个以上项目，都取得比较好的收益。

周恺秉：刚才七位嘉宾都做了自己和机构的介绍，他们都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从几年前的生物医疗到人工智能、芯片，我们国家能否借助传统国企力量或来解决？我想这条路走不通。

市场决定力量，而投资界是其中最敏感的力量，科技投资也慢慢成为时代产业发展最重要方向。对于科技投资，大家对这件事可能有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先从陈总开始，因为我看到后面的人大部分集成电路这方面多一点，你可以先讲讲你的生物、创新药、器械。

陈立光：谢谢周总。大家这两年明显看到中国科技创新，方兴未艾。科创板拉动创新企业股价上涨，所以从从中国新经济投资看，我们跟硅谷几乎同步。

互联网投资1.0时代是90年代前后的美国，中国当时诞生了百度、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互联网投资2.0时代是2000年左右至2015年前后，当时国内涌现出包括58同城在内的一波以电子商务为主要驱动力的商业模式创新企业，美国也在2015年前后诞生了Palo Alto Networks 和Fortinet等企业，然而国内的互联网投资2.0还是主要围绕着诸如共享经济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而发展。

我们大概从2017年开始投资科技和基础产业，大家都意识到中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无论在TMT领域的5G、芯片、半导体，还是医疗领域中的创新生物制药都有巨大的市场，外加良好的退出机制（科创板、创业板的注册制），我把2017年至今的互联网新经济投资叫做3.0时代。

刚才panel上好几个机构都是投资硬核科技，海松资本也是围绕TMT和医疗领域做了很多深入的行研和梳理，稍后我再详细分享。

周恺秉：黄总刚才说了从实业界转到产业界，可能对科技投资有更深的体会。

黄金平：容亿投资理解的科技投资涵盖了很多技术，而投资就是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什么是确定？垄断性企业是确定的，但即便是阿里、腾讯、茅台这些垄断，但过了创投阶段的公司，也不合适。因此，科技能通过创新垄断，实现不确定中的确定。

任何事物都有规律，技术也不例外。我们不能预测技术创新，却可以预测其未来走向。当一个门槛技术沉淀后实现商品化，还要衡量这项技术是否有市场需求，短中长期所带来的价值，国际竞争格局等综合因素，投资科技就是对市场未来价值技术的理解。

周恺秉：黄总从确定的可预测技术路径里，寻找靠谱的创业者。孔总投资半导体20多年了，对这方面也有很深的理解，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孔令国：人家说创投有四个因素：人才、资金、市场、技术。作为创投圈中重要环节，技术涵盖面积宽泛，从软件到互联网、通讯、半导体，技术细分领域大相径庭。

我侧重的半导体领域和互联网或消费完全不同。半导体产业链分工已经非常成熟，像是台积电占整个半导体代工50%以上，影响到整个半导体行业发展走向。例如一家芯片设计公司，即便设计能力再强，没有台积电替他生产，设计就是零。所以半导体行业包括硬科技等，大家都是报团取暖状态。这是高科技和细分产业不同之处。

所以怎么样接受投资，或者在一起投资上面怎么样的合作，这个其实是在国内半导体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跟态度。在过去几年，我们在融资的过程中，在五年前LP问我们说，这个市场上投半导体的GP有几家，我说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但是现在好像没有GP不投半导体，这个对我来说是强心针，对国家的产业有很大的助力。我一直很支持，大家一起来支持这个行业。谢谢！

周恺秉：刚才孔总说我们半导体行业并不是一家投资公司，也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个庞大的集团柱状。下面有请涂总，他说在美国东海岸、西海岸，美国也有一些不同的流派，或者一些投资偏好，你回到国内这么多年，可以跟我们谈谈两地对科技投资的认识。

涂鸿川：我在硅谷、波士顿工作15年，1996、1997年在深圳看了一家叫深圳黎明网络的公司，这是第一家把上交所的纸张交易电子化的公司，当时就可以叫高科技公司。尽管如此，中国科技和美国还是有超过12年的差距。

我在2005年加入之前国内基金做投资时，国内技术和美国间的差距是5年左右，而当时国内很多互联网科技公司还是参照硅谷模式做本地化，大家并不关注专利。从2015年开始到现在，这个情形又改变了。

改变的是什么呢？例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去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越美国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专利持有国。我记得在2017年是中国第一次超越日本居全球第二，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最早在东京、美国时基本上只投光纤网络，可是2005年来到国内却找不到这类项目，所以就以投ToC为主。

到了2017年，我发现有专利的公司发展起来，像是最近投资的无人工厂、机器人等这类公司，一家公司就有一两百个专利，这个现象在疫情期间更明显。我们其他合伙人也投以商业模式为主的项目，但疫情后发现之前靠烧钱做起来的公司严重受创，而类似于无接触式的酒店服务机器人订单暴涨。

所以我认为这次疫情不仅是国内有变化，连海外也一样。美国之前的办公室房产股总是上涨，疫情后首次下跌，线下办公室需求不那么大了，都开始线上办公。

周恺秉：刚涂总说我过投资界这几年投资偏好的改变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我们也面临着压力。像是之前我们以创新为主，现在也被诟病浪费太多钱，而且它的失败没有任何价值。不像一些科技公司，即便失败也是有价值的。

涂总刚提到疫情，特别是中国和美关系变化，这个话题从张总开始，可以思考下，接下来是杨总，券商对上市公司肯定非常敏感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下这几年券商对投资或上市这方面的变化，是否有独特的心得？

杨焱程：券商一直专注于中后期投资，这点和在座的中早期可能不太一样。过去十年随着资本市场发展，我们也投了很多优秀的科技公司。从我们服务过的科技公司来看，我觉得高端制造投资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认同黄总讲“路线图”，虽然我们是圈外人，但这些企业会告诉我们未来效率改进的方向和技术突破点。第二就是一如既往的专注长期投资，而不是上市就跑。

周恺秉：科创板确实给了我们投资科技创业公司的机会，而上市公司的门槛也越来越偏向科技。就像刚才说的对专利的要求越来越明显，张总他们专门投科技创业公司，应该有很深体会。

张朋：北极光有两个关键词是早期和科技。我们对科技定义比较宽泛，凡是通过技术驱动的产品以及商业模式创新都是以科技推动的商业形态。其实科技也包含了ToB和ToC，比如我们早期投的美团，他利用互联网的兴起和移动支付技术应用普及，才有了O2O。

而B端的科技也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是硬科技，一个是软科技。硬科技是指技术驱动的新产品，类似于芯片半导体、新材料等高精尖设备，就是典型的技术驱动，我们叫它硬科技。而软科技是指传统的IT，例如云计算、大数据、软件、人工智能等，就是IT软科技。

过去几十年我明显感受到，中国整个IT应用广泛程度和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小。回溯2000年前后，中国软件行业已经叫高新技术企业了，到了2010年，中国开始有自己的芯片公司，随后移动互联网兴起，2008年美国亚马逊游客云极端，即便2009年阿里有了阿里云，但云计算在2011年左右才开始在行业渗透。

再看今天，美国的人工智能出来一两年中国就开始应用。因为我们市场人才储备越来越丰富，给整个科技驱动创新提供很好的土壤。中国正处于数字化改造浪潮中，而每个行业渗透度不同。

最先被改造的两个行业分别是金融和零售。因为金融对安全性要求很高，零售是因为电商的普及和渗透率要求其必须向数字化运营方向改变。而国之根本的制造业数字化进程，让我们看到智能制造的发展，我看好中国制造业在未来5-10年会有彻底的升级。

除了这些行业，包括建筑业、农业科技渗透率都很低，但其中蕴藏着很多早期的机会，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周恺秉：刚才张总说了科技分为软和硬。这几年，无论是美团、阿里，或者其他商业模式创新的公司，都逐渐向技术公司转变，像是蚂蚁金服改名为蚂蚁科技，他们对科技的要求越来越高。

请张总讲讲你们投资的中后期、高精尖的机构，对GP公司的选择。我们也正面临着中国和美国关系和疫情等问题，你们未来承担更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处于特殊时期，你也带给我们一些想法、建议。

张小娟：疫情期间，我们在年后第一批全国引导基金率先启动了2020年合作机构征集，希望借此通过资本力量传导政府助力经济发展导向。处于特殊时期的公司，一方面需要政府引导，另一方面也是市场引导。像是一些行业在疫情中可能就衰落了，而另一些反而会成长起来。我们引导基金的投资策略会基于自己的产业链做一些补链、强链以及扩链方面的投资，会看国产替代和卡脖子的核心技术。

周恺秉：刚才张总谈到科技和产业集合取得的成果，包括创新和产业化。说到创新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我们原来是为创新而创新，做了很多专利，专利多了固然好，但专利如果不产业化也没有意义。下面请张总给我们讲讲，这几十年来有那么多变化却没有相应的叠加，这些叠加对我们未来创业和投资选择有什么变化？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张朋：从我的角度来判断整个经济环境，美国在短期内会一直是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国内有声音说能否从美国进口技术自己研发，其实科技并非国家有钱就能做好，更多是生态构建和技术积累。而技术落地的场景和应用，最终是为人们生活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和快捷体验。因此，我们还是要关注技术最终落地的价值。

举个例子，人工智能在2017年是非常受欢迎的赛道，但2018年就有很大泡沫，核心原因是人工智能没有落地的场景，所以我认为应用场景很重要。我自己看软件项目时，都会先想产品解决了客户什么需求，如果有技术叠加最好，没有的话，还是要看里面的流程变化，或者管理形态变化的长期壁垒，这些都是投资思考。

我们在当下市场环境中非常看好IOT，这是个天生需要先找到场景，再用科技推动的行业。IOT有很大增量市场，它的前端可以获取一手数据，后端可以把软件、人工智能等数据全部叠加到应用中。当你最先知道一项技术对实际应用场景产生的价值，那一定是你要改变客户的地方。

我们做了不少IOT布局，比如我们投的Sensoro，是一个智能烟雾报警器IOT产品，跟整个消防局联动，还服务了一些老城区街道。我们还投了一家叫“博铭维”的地下管网监测公司，这些公司发展都蛮不错，这些领域我们都会重点看。

周恺秉：我们原来看ToC时，公司就那么几家。当我们投资科技可应用场景时，包括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发现科技可投资的范围，比我们想象想象中的范围要广。实体企业的成长速度不比原来的ToC爆发力那么强，你可能坚持很长时间。券商投资机构在这方面要比一般的投资机构更加谨慎，你们对这方面的看法会不会有些调整？

杨焱程：我们机构还是会持续投资吧。因为短期来看，疫情的确对很多企业有一定影响，但从中长期来讲，我们还是鼓励投资的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而且资本市场的改革，无论是科创板，还是创业板注册制改革，都促进了我们投资科技产业，我们的退出通道变得更加通畅和可预期，所以科技投资会越来越好，我们坚定的加大这方面投资。

周恺秉：刚刚涂总给我们分享了最大的变化是，原始创新已经替代了原先模仿式创业。涂总刚说我国的专利数量已经很领先了，但相比美国还是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疫情期间，投资机构对质量的追求会对创投环境有很大影响。我们听听涂总的分享。

涂鸿川：我认为好公司必须有技术，但有最好的技术不一定能建成一家成功的企业。因为技术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半导体行业。1995年时是十年迭代一次，现在可能三五年就会迭代了。所以，专利只是一个证明，如若没有专利，就算你把应用层产品做做成，这项技术也不属于你。

像我最近在看云计算，之前大家所说的云计算已经过时了，现在的云计算就是把原本公司里的机房ERP放到云端，不需要通过人，机器就可以对某个特定应用场景接受指令，从而自己驱动。像是智慧城市、无人送货机器人、物流机器人、智能齿科无人工厂都属于垂直场景。重要的是背后支撑它的技术什么？因为有专利技术，而美国、欧洲都没有这样的技术，这些产品最后都陆续出口日本、韩国、

十年、二十年前，我们出口的都是塑料类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但接下来我们出口的都是高附加值产品。去过新加坡樟宜机场的人会看到一台机器人，那是国内某家品牌的扫地机器人，每天24小时工作，不仅价格便宜，产品精细度还很高，且逐渐出口各国。

我们之前靠进口，出口的都是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未来应该输出高附加价值产品。我问了美国以前的合伙人自己关注的医疗智能产品，他们在美国还没有看到过。之前没有专利的国货很难卖到海外，我认为接下来的十年会很不一样。

周恺秉：确实，刚刚涂总说出口附加值产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这确实是一个趋势。我们正在从低端制造业大国迈向中端甚至高端制造业，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孔总20多年专注半导体投资，在产业现代化、高端化方面会有丰富的经验。

孔令国：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整个市场上的投资都习惯赚快钱，但在最底层的科技、工业中，尤其是这几年国际关系变化，大家发现卡脖子的底层技术并不在我们手上，所以这件事情并非一蹴而就。

因此，对于国内创业者、投资人、政府底层意识的改变，我感到很欣慰。随着新的资本市场推出，相对于先前半导体企业从创立到上市十年时间，整个经济市场已经被盘活，这也是我对国内未来半导体产业越来越看好和骄傲的地方。

周恺秉：黄总可能对卡脖子这件事情体会更深。

黄金平：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哪怕中国的出口产业已经到了很大规模，但现状是，在一些基础元件，类似于电阻电容、元器件这些细分领域，还是严重依赖进口。

对于投资，问题多意味着机会多。中国有两个优势，一个是高素质人才非常便宜，华为和中兴就借助这个优势实现20年跨越。20年前，国内通讯基础比现在落太多，没有市场、技术、人才，但现在都非常好。所以从这点看，中国的高素质人才便宜的优势注定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个优势是中国制造业。美国早在几十年前就放弃了制造业，这就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比美国要好很多。这两项优势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投资前景。

在芯片半导体领域，像孔总这样专注芯片半导体且已经取得非常好业绩蛮多的，芯片半导体还有很多机会。5G网络很快建成，等5G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未来围绕5G行业应用还有很多机会。

我建议投资机构关注一些小而美的企业。这些公司虽然市场规模不是很大，估值也便宜些，但满足上市要求。我不太认同之前嘉宾投资只投大而强公司的观点，不管是汽车还是通讯，都有很多小而美的企业，而且在整个科技产业发展中，不能缺少这批小而美的龙头企业。

周恺秉：陈总刚已经思考了不少时间，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陈立光：黄总刚才提到的卡脖子技术，尤其在国内如此巨大的市场，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新产业投资机会。但我认为中国企业如果想在世界达到更强的引领地位，仅靠国产替代是不够的。尤其是医疗领域应该有更多的好机会，生命科学也是我们下一代的机会。

另外，不管外部环境各种变化，作为专业投资机构，我们还是要保持谨慎。现在很多公司上市了，但因为科创板门槛降低，上市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公司上市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一定要先看公司基本面，高估值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周恺秉：刚才几位嘉宾给大家分享了，总体来说科技投资有几个特点。第一，我们的人才储备为我们带来大把的机会。第二，我们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且推出科技产品应用环境比国外轻松。但投资本质上还是要谨慎，不能因为情怀而投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场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